侵华战争日军派出近720万军队，仅37万战俘回国，究竟是何原因？

世人皆知，日本在二战期间派出了数量惊人的军队，足足有720万之众！这支庞大的军队如猛虎下山，在亚洲大陆上横冲直撞，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战争结束、硝烟散尽之时，竟然只有区区37万日本战俘踏上了归乡之路。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其他的日本军人都在战场上英勇就义了吗？还是说，他们都被残忍地处决了？亦或是，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探寻那些消失的日本军人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人数差距？这其中又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日本帝国的野心：720万大军的由来

1868年，明治维新拉开了日本现代化的序幕。在短短几十年间，这个岛国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近代国家的跨越。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大陆，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了清朝。这场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此后，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沙俄，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军方开始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声称要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日本开始了疯狂的扩军计划。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军队的规模就在不断扩大。最初，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只派出了17个师团的关东军。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军队的规模也在飞速增长。

到了1941年底，日本陆军的师团数量已经增加到了65个，而到战争结束时，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3个。如果按照每个师团3.5万人的标准计算，仅陆军就有600多万人。再加上海军和空军，日本的军队总数轻松突破了700万大关。

然而，日本是如何在短短十几年间将军队规模扩大到如此程度的呢？答案是：他们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首先，日本实行了严格的征兵制度。从1938年开始，日本将服兵役年龄从20岁降低到19岁，并延长了服役期限。到了战争后期，他们甚至将17岁的少年也征召入伍。不仅如此，日本还在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大肆征兵，仅在朝鲜就征召了约20万人。

其次，日本利用教育系统对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洗脑。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被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被教导为天皇献身是最大的荣耀。这种教育使得许多年轻人主动报名参军，甚至争相加入＂神风特攻队＂这样的自杀式部队。

再者，日本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学徒动员＂。1943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征召大学生入伍。这些年轻学生被称为＂学徒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成年。1943年10月21日，东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学徒出阵壮行会＂，有超过2.5万名学生参加。这些稚嫩的面孔很快就被送上了战场，成为了炮灰。

最后，日本还通过各种手段扩充兵源。他们甚至从监狱中招募罪犯，承诺只要参军就可以获得赦免。在占领区，日本军方也强迫当地居民加入伪军或辅助部队。

通过这些手段，日本成功地将其军队规模扩大到了720万人。这支庞大的军队成为了日本实现其帝国梦想的工具，也成为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元凶。

然而，数量并不等于质量。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军队的素质开始急剧下降。大量未经充分训练的新兵被匆忙送上战场，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同时，由于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装备和补给也越来越跟不上。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补给线被美军切断，许多日本士兵甚至面临着饥饿和弹药短缺的困境。

二、战场上的惨烈：日军损失的主要原因

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大陆上的扩张之路，注定是一条血腥而残酷的道路。他们的720万大军在各个战场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其中尤以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场最为惨烈。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战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帷幕。日军原本以为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可以在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然而，他们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中国这片广袤土地的＂消化能力＂。

在武汉会战中，日军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这场持续了4个多月的战役，日军投入了50多万精锐部队，却付出了超过10万人的伤亡代价。仅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就损失了1.1万余人。这些惨重的损失开始动摇日本国内的战争信心。

更令日军头痛的是，即使在他们占领的地区，也面临着中国军民的不懈抵抗。游击战争如星星之火，遍布中国大地。1940年8月，著名的＂百团大战＂爆发，八路军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重创了日军的占领体系。这场战役中，日军损失达2.5万余人。

其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了日本军队损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起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连连取胜。然而，这种优势很快就被扭转。

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日本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数百名精锐飞行员。这些损失对日本海军的打击是致命的，此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就一直处于守势。

1944年6月，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forager＂行动。在塞班岛战役中，日军损失了4.3万人，其中包括司令官斋藤义次中将。更可怕的是，随着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日本本土已经处于美军B-29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

1945年3月至6月的冲绳岛战役，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日军在岛上投入了10万余人，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海军的大和号战列舰也在这场战役中被击沉，标志着日本海上力量的彻底崩溃。

最后，我们来看东南亚战场。日军在这里也遭遇了惨重损失，尤其是在缅甸。1944年3月，日军发动了＂茂木＂作战，试图入侵印度。然而，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日军损失惨重。

在新几内亚，日军也遭遇了可怕的损失。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的布纳-?纳战役中，日军损失了1.3万人。更糟糕的是，由于补给线被切断，许多日军士兵死于饥饿和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在这些战场上的损失不仅仅来自于战斗。恶劣的自然环境、疾病和补给不足也造成了大量伤亡。例如，在新几内亚的密林中，日军士兵经常被热带疾病感染。在太平洋的一些孤岛上，由于补给线被切断，许多日军士兵甚至被迫以椰子和老鼠为食。

此外，日本军队的战术也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他们经常采取＂玉碎＂战术，即宁死不降，这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牺牲。例如，在硫磺岛战役中，2万多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只有216人被俘。

总的来说，日本在二战中的巨大损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战场的持久消耗，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海战，再到东南亚丛林中的艰苦作战，日本的720万大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逐渐消耗殆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结束时，只有少数日本士兵作为战俘回国。

三、战后处理：日军战俘的命运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不再是不可一世的征服者，而成了战败国的俘虏。然而，这720万大军中，最终只有37万人以战俘身份回到日本。这些幸存者的命运如何？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日本军队的投降并非一蹴而就。在中国战场上，由于通讯不畅和一些军官的顽固抵抗，许多日军部队直到9月甚至10月才正式投降。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不少日军士兵在零星的战斗中丧生。

在中国东北，苏联红军于8月9日发动突袭，迅速击溃了关东军。大约70万日军被俘，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这些战俘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苦役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严寒、饥饿和疾病中丧生。直到1956年，最后一批日本战俘才得以返回祖国。

在中国其他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了大约170万日军投降。这些日军中，有一部分被遣返回国，另一部分则被留用。例如，在台湾，约有12，000名日本技术人员被留用，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和管理台湾。

在东南亚，英国接管了大约68万日军的投降。其中，在新加坡的＂昭南岛＂（日军占领时期的称呼）投降仪式上，日本第7方面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向英国将军蒙巴顿投降，场面颇为壮观。这些日军战俘大多被用于战后重建工作，如清理地雷、修复基础设施等。

在太平洋地区，美军接收了约50万日军投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投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二战的正式结束。

然而，并非所有日军都选择投降。在一些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一些日军拒绝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继续进行顽抗。最著名的例子是小野田寛郎中尉，他在菲律宾的卢邦岛上坚持了近30年，直到1974年才被说服投降。

对于那些选择投降的日军，他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很快就被遣返回国，而有些人则被关押多年。例如，在苏联的日本战俘中，第一批直到1947年才开始遣返，而最后一批则要等到1956年。

在这个过程中，盟军对日本战俘的态度也在逐渐改变。最初，由于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盟军对日本战俘的态度相当强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战的开始，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对抗苏联的潜在盟友，对日本战俘的态度也逐渐软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战俘在被俘期间经历了思想的转变。例如，在中国的一些日本战俘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些人在回国后成为了日本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另一方面，一些日本战俘在被俘期间学习了新的技能或语言，这些经历在他们回国后对重建日本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一些在苏联被俘的日本军官学习了俄语，后来成为了日本与苏联贸易的重要桥梁。

然而，对于大多数日本战俘来说，回国后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面临着社会的歧视和经济的困难。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投降被视为耻辱，许多战俘回国后选择隐瞒自己的经历。同时，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许多回国的战俘难以找到工作。

总的来说，37万日本战俘的命运是复杂而多样的。从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到东南亚的重建工地，从太平洋孤岛上的顽固抵抗者到思想转变的共产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这些经历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面貌。

四、战后遗留：日军遗孤与慰安妇问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帝国军队的溃败不仅带来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还在亚洲各地留下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中，最为突出且长期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两个问题，莫过于日军遗孤和慰安妇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成为了战后东亚地区复杂历史问题的缩影。

首先，让我们来看日军遗孤问题。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大约有170万日本平民散布在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湾等地。在混乱的撤离过程中，许多日本儿童与父母失散，被当地人收养或自生自灭。这些孩子被称为＂战争孤儿＂或＂日本遗孤＂。

在中国东北，据估计有大约4000名日本儿童被遗弃。他们中的大多数被中国家庭收养，在中国文化中长大。例如，在黑龙江省的方正县，就有一个被称为＂小日本村＂的地方，那里聚集了不少日本遗孤。这些遗孤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人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有些人则一直保持着对日本的认同，渴望回到祖国。

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合作寻找这些遗孤。截至2014年，已有2，818名中国养父母申请认定其子女为日本遗孤，其中2，573人获得认定。然而，认定后的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许多遗孤回到日本后发现，他们难以适应日本社会，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有些人最终选择回到中国，在两个国家之间徘徊。

在朝鲜半岛，也有数千名日本儿童被遗弃。他们的处境更为复杂，因为朝鲜半岛后来分裂为韩国和朝鲜。在韩国，一些遗孤后来被美国人收养，带到了美国。在朝鲜，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日本遗孤的情况一直不为人知，直到近年才有一些信息开始流出。

接下来，我们来谈慰安妇问题。这是二战遗留下来的最为敏感和争议的问题之一。＂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占领区设立的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她们大多来自朝鲜、中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

据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20万到40万妇女被迫成为＂慰安妇＂。这个数字的巨大差异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资料的缺乏。在韩国，＂慰安妇＂问题一直是韩日关系的一个痛点。1991年，金学顺成为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讲述自己经历的韩国慰安妇。她的勇气鼓舞了其他受害者，随后更多的幸存者开始发声。

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1992年，在湖南省的桃源县，一位名叫万爱花的老人成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她的证词为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菲律宾的＂慰安妇＂问题也同样令人心痛。1993年，一群菲律宾慰安妇幸存者成立了＂LilaPilipina＂组织，意为＂菲律宾丁香花＂，开始为自己的权益奔走呼号。她们的故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菲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经历了多次变化。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著名的＂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和管理，并向受害者道歉。然而，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日军遗孤和慰安妇问题都是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苦难的缩影。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受害者本人的一生，还成为了影响东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尽管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些问题仍然在影响着当代社会，成为历史和现实交织的复杂议题。

五、历史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和解之路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不仅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还需要直面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这条反思与和解之路充满荆棘，至今仍在继续。

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其中著名的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一条款成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基石，也成为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约束。

然而，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着巨大分歧。1946年至1948年间举行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主要战犯被处决。但是，这个审判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胜者的审判＂，缺乏公正性。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受害者意识＂的现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许多日本人开始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而忽视了日本作为侵略者所造成的伤害。这种认知偏差影响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

在教育领域，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的处理也引发了争议。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审查时，要求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引发了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抗议。这被称为＂教科书事件＂，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然而，也有一些日本人积极推动反省和和解。1984年，日本作家本多勝一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一书，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这本书在日本引起了广泛讨论，推动了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认识。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战后首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靖国神社问题成为日本战后外交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成为日本国内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争论的焦点。

1993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演说中首次明确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这被视为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重要表态。同年，前文提到的＂河野谈话＂也发表，承认了日军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责任。

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这个谈话被视为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最明确的表态，成为此后日本政府立场的基础。

然而，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并非一帆风顺。21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试图美化日本的战争历史。2001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

尽管如此，日本社会中仍有许多人在努力推动和解。例如，日本和平boat项目自1983年开始，每年组织日本青年访问亚洲各国，增进相互理解。在民间层面，也有许多日本人积极参与到对二战受害国的赔偿和援助中。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讲话中重申了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但没有就具体问题道歉，引发了各方不同的评价。这反映了日本在处理战争历史问题上的复杂态度。

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和解之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涉及到国家认同、历史教育、外交关系等多个层面，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争议和反复，但整体上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这个过程也影响着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发展。